南京云錦背后的故事--白局與絨花
南京云錦是中國傳統的絲制工藝品,已有近1600年歷史,濃縮了中國絲織技藝精華,是中國絲綢文化的璀璨結晶,代表了中國絲織工藝的最高成就。那么作為與云錦相關的南京傳統民俗文化,南京白局和南京絨花的發展現狀又是如何呢?它們的傳承之路又是怎樣?互相之間有什么聯系呢?
南京云錦的非遺搭檔——白局
南京白局是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云錦的派生物,因其表演時不收報酬“自擺一回唱局”,故稱白局。南京云錦進行“申遺”的過程中,就想過將兩者進行打包申遺,可惜后來以失敗告終。盡管現在的南京白局也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其發展也和南京云錦一樣,經歷過大起大落的時期。
南京白局是南京云錦機坊工人一邊勞動,一邊說唱的表演形式。表演一般一至二人,多至三五人,用南京方言,唱的是俚曲,通俗易懂,韻味淳樸,生動詼諧,極具濃郁地方特色。他們會說身邊的生活,講稀奇古怪的事物,談金陵四十八景,也唱江南江北和周邊地區的小調,傾吐心中的郁悶,抒發情感,宣泄對當局的不滿,并用土語描摹水深火熱的生活。如“這幾天機房不好做/我又被‘坐板瘡’來磨/三萬六千頭的庫緞/一天撂上它幾十梭/‘焦老機’的老板/天天還在催生活??”
在南京云錦最紅火的時候,紡織工人眾多,收入也都不錯,所以當時唱白局都是擺場子不收錢。封建王朝衰落以后,云錦市場便不景氣了,紡織工人也無法借此養家糊口,就出來唱白局補貼家用。民國時期白局轉向市場,就叫做紅局。但由于白局和紅局的演唱內容大多都是時政生活的反映,當時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禁止與打壓,白局藝人也就不敢再出來演唱,這導致白局遇冷的情況一直到建國初期也沒有恢復。
建國后,自周總理去南京調研考察之后,南京市政府開始重視傳統文化,當年就成立了南京市工人白局實驗曲劇團。1960年,白局劇團面向社會廣泛招生。經歷了文革的白局劇團于1970年正式解散,很多人都選擇了轉業,這一次的衰落眼看更加逆不可轉。
2003年南京市民俗博物館將僅剩的幾名白局老藝人請去,為他們提供了個人平臺表演白局,在這種方式下,白局慢慢又走回人們的視野。2007年南京云錦準備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時,和南京云錦伴生的南京白局又重新得到了重視。2008年6月,南京白局被國務院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為了加強對南京白局的保護,南京市成立了南京白局研究會,對南京白局進行了普查和搶救,對現存白局藝人的代表性曲目也進行了錄音、錄像,加強了對現存傳承人的保護,出版了《南京白局曲譜選》、《南京白局曲調選》等書籍。2007年成立了南京白局新傳人傳習基地,著手培養一批年輕的白局傳人。現在的白局更傾向于與學校合作,增加社會影響力。例如南京師范大學就擁有白局社團,他們將古老白局與新時代相結合的演繹方式獲得了一致好評,這批年輕人也稱為白局的宣傳主力。
無人傳承的凋零——絨花
南京絨花始于唐朝,諧音榮華,代表著中華民族的富貴文化。在唐代時就是皇室貢品之一。明清時代更具規格,清康熙、乾隆年間為極盛時期。據考證,《紅樓夢》里提及的“宮里做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兒”指的就是南京絨花。絨花諧音榮華,舊時的南京女子頭戴絨花出嫁,象征一生榮華富貴。每一朵絨花的造型本身也有著吉祥的寓意,如:必定如意,連生貴子,魚躍龍門等。
制作絨花的主要材料是天然桑蠶絲,在沒有銅絲的年代,絨花骨架用白銀打成細絲制作而成。選料的貴重加純手工的制作,都注定了絨花的珍貴。
清末民初,絨花流入民間,百姓主要在節日及逢婚嫁喜事時佩戴。絨花這時變成了南京街知巷聞的一種女性喜愛的飾品,不同的顏色、不同的實物都有其相應的象征與寓意。除此之外,一事三節(婚嫁喜事、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孩子玩具、家內擺設等也都是絨花扮演的角色。絨花的流行,使得當年南京的三山街至長樂路一帶,都是熱鬧非凡的“花市大街”。到了20世紀30年代,南京絨花的制作還主要以家庭作坊為主。有柯恒泰、張義泰、德勝祥、馬榮興等40多家絨花作坊,分布在城南門、東門等區域,而江蘇省非遺傳承人、絨花藝人趙樹憲就是張義泰的第三代弟子。如今的南京城,堅持全職做絨花的只有趙樹憲一人。幼年時,趙樹憲因病將左腿截肢,為了生計,少年時期就走進了南京絨花廠當學徒。從此,和絨花一結緣就是40年。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南京市絨花廠倒閉,手藝人紛紛轉行。趙樹憲現在成為絨花這項傳統文化的唯一傳人。提起絨花曾經的輝煌,趙樹憲還記得自己的入行經歷。“我20歲不到就進入南京工藝制花廠絨花車間,從師著名的絨花老藝人周家鳳。那個時候絨花可吃香了。”
據趙樹憲回憶,絨花的形狀都是有講究的。婚嫁喜慶多用“龍鳳呈祥”“麒麟送子”“榴開見子”祈盼白首偕老、多子多福;春節用“連年有余”“金玉滿堂”招財納福;端午節婦女兒童佩“五毒花”以求避邪。當時,南京人的生活處處點綴著絨花的身影,絨花手藝還是頗具人氣的。后來,手工制作的絨花被工業流水線出來的其他材質頭花、胸花所取代,從此就沒落了。
絨花雖永不會凋零,但它也正在面對最嚴峻的一場寒冬,那就是找不到合適的傳人。據趙樹憲介紹,做絨花需要一定的天賦和想象力,而且是件十分繁雜的手工活,學藝三四年后才能做成一件像樣的作品。“雖然現在有不少人在業余時間跟著我學,但一聽說學藝周期那么長,又很辛苦,都紛紛打了退堂鼓。”趙樹憲說,即便是有心來學的,也很難保證每個人都有天賦成為制作高手。所以這么多年來,他都沒有找到滿意的徒弟。絨花面臨失傳危險。
傳統文化的選擇性保護
同樣作為南京與云錦有關的傳統民俗文化白局和絨花現如今有著不同的境遇。白局也經歷過差點消失的境地,但是依附于南京云錦申遺的機會,被相關部門重視,雖然沒有像南京云錦那樣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發展勢頭喜人。而絨花卻面臨唯一傳承人退休,無人繼承的局面。從這兩項傳統文化的發展情況看來,可以看到各種權利的互動與博弈,那就是地方政府會根據各方的利益動機來選擇發展的對象。而一種政府行為與地方文化之間的“共謀”,以及“傳統文化已經被重新發明成為服務于現代化建設的有效資源”的觀念正是導致白局與絨花命運迥異的關鍵。
從南京云錦、白局和絨花三者的保護之路上可以看出,國家利用自己的主導性地位的話語權左右著傳統文化的發展方向的趨勢明顯。“如今,正統的官方趣味更多的是通過文化政策法則的制定實施,以及立法的程序來進行宏觀調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遺傳承人告訴記者,政府的重視程度、出臺的保護政策都會左右傳統文化的命運與發展。
不可否認,傳統文化一旦被賦予現代化屬性,或被納入諸如“經濟開發”、“旅游文化”等宏大戰略體系中,就會獲得國家認可的合法地位,并可能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代表因子。這樣做確實會給傳統文化帶來新生,但是也不得不承認這種行為對傳統文化所帶來的傷害與破壞。
南京對于云錦的大力投入與宣傳是在南京云錦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前后,在此之前對于云錦的認知,作為南京當地人都不是特別熟知,更不用說外地人。而如今,白局和絨花的發展也體現了國家對于傳統文化的選擇性。如果說,地方政府選擇對于南京云錦的大力支持與扶植,正是因為這樣一種被冠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文化能夠為地方政府帶來更大的社會與經濟效益的話,那么這還符合非遺保護的初衷嗎?非物質文化遺產商業化,可以作為文化宣傳與延續的手段,但是不能作為根本,不忘初心,方得始終!